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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梅汝璈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发布时间:2015-05-26 16:08:47 打印 字号: | |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现场图
  • 梅汝璈(左二)在庭审中
  在梅汝璈的一生中,最为神圣和光荣的,当然是1946至1948年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出任法官的日子。

  1946年5月至1948年12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审理东条英机等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它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活动,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现代国际法若干重要原则的确立、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主导这场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在其晚年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撰写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以总结历史、昭示当代、教育后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中、美、英、苏正式受降,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梅汝璈因为是中国法学界权威,翌年被任命为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  

  梅汝璈从上海抵达东京后,盟军最高统帅部的联络官安排他住在东京帝国饭店,并且举办盛大的宴会为他接风洗尘。国立政治大学(原中央政治学校)校长顾毓琇当时也正在东京考察,这位清华校友特意买了一把装饰华贵的宝剑赠于梅汝璈。梅汝璈深深一鞠躬,双手过顶接剑说:“‘红粉送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校长说:“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梅汝璈听罢拔剑出鞘,激动地说:“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之说,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这些战犯扰乱了世界,残害了中国,同时也葬送了日本的前途。这真是‘自作孽,不可活’。我中华民族素来主张宽恕以待人,但为防止将来再有战争狂人出现,对这些战犯必予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非如此,不能求得远东及世界和平。我既受国人之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对梅汝璈的这一番话,在座者无不击掌称快。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全体法官按既定次序一一登上审判席坐定,28名甲级战犯坐在审判台的对面,前排居中是东条英机。首先由检察长季楠宣读长达42页的起诉书,然后根据法庭采用的英美法系规定,由28名被告对起诉书公开声明有罪与否。结果除当时装疯的大川周明之外,27人都声称无罪。对此,梅汝璈表示了极大的愤慨。面对狡黠顽固的战犯,两年半的漫长审判开始了。  

  案情极为庞大:被告28人(2人于审判期间病死,1人因精神病免于起诉),开庭818次,法庭纪录48000页,判决书1200页,检察方与辩护方共提出证据4336件,双方提供证人1194人,其中419人出庭作证,整个审判共耗资750万美元。在审判中,同时还配备了大量翻译人员,并设有一个三人语言仲裁小组,以便当庭对翻译问题作出裁定。此外,在审判中,几十个美、日律师还多次节外生枝,信口雌黄,采取拖延战术,干扰审判的正常进行。  

  由中方检察官向哲濬等组成的中国代表团沉着稳定,全力寻找各种证据,努力说服每一位证人出庭作证,还精心设计了溥仪出庭的作证方案。在一次次的辩论中,以一桩桩铁证历数了坂垣征四郎的种种侵华罪行,逼得坂垣最终精神防线崩溃,什么话也说不上来,万般无奈中承认了全部侵华罪行。中国代表团还控诉土肥原贤二在中国和苏联、东南亚犯下的滔天罪行,无数次你来我往的交锋中,人称“东方劳伦斯”的老牌间谍土肥原最终长叹一声,自知难以抵赖,他认识到上绞刑架看来不可避免,承认不承认都将走向断头台,而且,一答辩会讲出更多情况,暴露出更多的罪行,于是,他就干脆把头一低,索性放弃了申辩权。  

  1948年4月,历时近两年的庭审终于结束,法庭进入起草判决书阶段。在梅汝璈的争取下,法官们推定由中国法官负责起草判决书中有关中国的部分。梅汝璈在助手杨寿林的帮助下,在三百余页的初稿上倾注了大量心血。梅汝璈风趣地形容自己的生活说:“我像书虫一样,整日在堆积如山的数万页法庭记录中钻来钻去。”   

  判决书起草至一半,梅汝璈又一次在法官会议上慨然陈词:“由法庭掌握的大量证据,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军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所能想像得出的残酷方法,日军都施用了,南京的许多妇女被强奸后又被杀掉,日军还将她们的尸体斩断。对此种人类文明史上罕见之暴行,我建议,在判决书中应该单设一章予以说明。”梅汝璈刚刚落座又站起来补充道:“我的这个请求,务请各位同仁能够予以理解、赞同。”庭长威勃同意了,法官同仁们也都同意了。  

  法庭进入最后的秘密评议(量刑)阶段,11国法官在是否判处死刑的问题上,意见发生根本分歧。原来,东京法庭制定了共同遵守的诉讼程序,却没有一个共同的量刑依据。各国法律对死刑规定不同,因此,11国法官援引本国法律条款,各执己见。东京法庭有法官11人,决定每一被告的刑度需要至少6票(过半数)。凡本国已废除死刑的法官,自然不愿意投死刑票。譬如来自澳大利亚的威勃庭长就主张将战犯们流放到荒岛上。而美国法官克莱麦尔(Cramer)虽同意死刑,但他的注意力仅限于对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虐待美军俘虏的那些战犯坚持判死刑。印度法官帕尔(Pal)博士则态度更加顽固,他竟然主张无罪开释全体战犯,理由是:“世人需以宽宏、谅解、慈悲为怀,不应该以正义的名义来实施报复。”  

  法官们还没有最后投票,但通过争辩表态已能看出,力主死刑的人是少数。怎么办?梅汝璈和助手议定:土肥原贤二和松井石根两战犯,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若不能严惩,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这最后的量刑争议使梅汝璈如同伍子胥过昭关,把头发都急白了。是的,个人之颜面还是小事,千百万同胞的血债必须讨还!  

  整整一个星期,梅汝璈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日夜与各国法官磋商。花了许多心血,费了无数口舌,最后的投票表决日到了。6票对5票!以一票之微弱多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通过了对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首恶处以绞刑的严正判决。  

  1948年11月12日,判决宣告完毕。中国法官梅汝璈应日本《朝日新闻》之请,在当天的报纸上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他说:“经此次审判,日本军界首脑之暴虐行为和虚假宣传已昭然天下……今日国际法庭之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  

  由上可知,长达两年半的东京审判不仅其程序曲折漫长,而且其一幕幕场景也是异常惊心动魄,令人刻骨铭心。因此,作为当事人的梅汝璈,希望将东京审判如实地描述下来,就成为他晚年的一个最大心愿。正是在这种责任感的驱使下,1962年,当“反右运动”过去了5年、国内的政治形势稍稍宽松的情况下,梅汝璈就开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的撰写工作。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共完成了四章。其内容为:第一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设立及其管辖权,第二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及组织,第三章,日本主要战犯的逮捕与起诉,第四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程序。
责任编辑:胡彩萍